律师取4万元遭银行“盘问”，反诈如何破解“误伤”难题？

xinwen.mobi · 发表于 2025-11-22 00:31:35

律师取4万元遭银行“盘问”，反诈如何破解“误伤”难题？
银行柜台前，一笔4万元的取款业务，因“反诈”之名演变成一场关于权利、隐私与执行边界的拉锯战。

“我的一位朋友要结婚，因为我的建行卡在ATM机上取现的限额是5000，我就到银行的柜台去取现，柜员问我取现的用途。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据我所知，央行管理办法规定是取现5万元以上需要报备。”

2025年11月3日，周筱赟律师在山东东营一家建设银行网点取款4万元时，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波折。

银行柜员告知他，根据当地反诈中心要求，取现1万元以上就需说明用途。不仅如此，柜员还进一步追问具体购买什么物品，甚至查询了他上个月的交易流水，要求说明历史转账的来源和性质。

01 一场取款“拉锯战”
周筱赟的遭遇始于一次简单的取款需求。因朋友结婚需要送红包，他前往建设银行东营东城支行提取4万元现金。

他原以为这只是一项普通的银行业务，却没想到在资金用途环节被卡住了。

尽管感到不解，周筱赟最初还是试图配合，他让银行柜员备注“个人消费”。但银行柜员的追问让他无法接受——他们要求他说明“个人消费具体买什么？”

当他拒绝透露更多私人信息后，柜员的审查进一步升级，开始查询他银行卡的过往流水，并询问一个月前一笔交易的具体用途。

争执持续发酵，银行方面表示已向反诈中心和派出所报警，要求警方到场核实。然而在等待半小时后，银行方面又称无法联系到警方，并突然转变态度，表示可以办理取款业务。

面对这一系列波折，周筱赟最终放弃了取款，选择离开。

02 反诈“误伤”图谱
周律师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来，随着反诈工作持续强化，类似的“误伤”事件时有发生。

在湖南怀化沅陵县，一名医生和她同为医生的丈夫，因手机突然被停机而处境尴尬。

更棘手的是，由于手机号归属地为长沙，当地营业厅告知，办理复通需本人携带无犯罪证明前往长沙。

为了解决丈夫的难题，杨医生尝试通过中国移动App进行线上申诉，并留了自己的手机号作为联系方式。她万万没想到，这个举动让她的工作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因为他的手机被停用了，我去投诉时留了我的电话号码，投诉完可能还没过一个小时，我就收到短信说我的手机不能用了。”

自此，杨医生夫妇双双陷入长达二十多天的手机号无法正常使用状态，严重影响了医务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江西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部分运营商营业厅曾要求外地身份证办理电话卡时提供工作证明或无犯罪证明。

针对这一情况，江西省通信管理局发布通报称，已责成相关企业全面开展排查整改，切实保障用户权益。

03 银行的两难处境
银行作为反诈的前沿阵地，承担着识别风险、拦截欺诈的重要责任。然而，这份职责背后，是银行风控能力的天然局限。

一名国有行的业务人员透露：“在反诈监测上，单一银行对账户的把控是非常有限的，只能查到本行内部的资金运转。”

而如今电诈手段持续翻新，洗钱方式日趋隐蔽，从日常支付到账户借用，黑产套路不断刷新。

金融机构的研判能力已难以跟上高强度的对抗节奏，“宁可错拦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被动防控模式也由此产生。

据媒体针对多省份银行网点的调查显示，各地银行的大额取款门槛与反诈措施差异明显。

在山东、河南等诈骗高发省份，不少银行的核查门槛低于5万元，除了询问资金来源与实际用途，还会重点核查资金入账时间、取款人真实意愿等信息。

一位金融科技从业人员分析道：“取现受阻，可能并非单纯因取现防控要求严格，也可能与其账户存在可疑交易记录相关，触发了银行的‘灰名单’机制。”

04 电诈阴影下的现实困境
当前，反诈工作正面临双重压力：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作案手段更在迭代升级。

202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发布会上披露数据显示，涉“两卡”（银行卡、电话卡）犯罪仍处高位。

2020年以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帮信犯罪案件逐年增长，2023年超10万件；虽2024年及今年上半年案件数大幅下降，但涉“两卡”的帮信、掩饰隐瞒犯罪总体仍居高位。

从涉案人员特征来看，“三低一高”的特点鲜明：低龄化、低学历、低收入、初犯比例高。

特别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涉案问题突出。一些电诈、洗钱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他们涉世不深、法律意识淡薄的弱点，诱使其出售、出租“两卡”。

比案件高发更值得警惕的，是电诈手段的技术化革新。如今的电诈已不再是“猜猜我是谁”的传统套路。

诈骗分子全面运用AI换脸、NFC等新技术武装作案流程，骗局的迷惑性与成功率显著提升。

05 寻找安全与权利的平衡点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不能以反诈为由头对用户的隐私权、个人财产信息等进行监测和监控，这样的话可能侵害到了用户的基本权利。”

“本来是为了保护用户，但最后是利用保护为由头去侵害用户权利，这就得不偿失了。”

据专家介绍，今年8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了《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这份新规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取消了2022年版监管规则中关于个人办理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需“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对于商业银行如何统筹做好涉诈风险防控和优化服务，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相关负责人明确提出，

“要加强技防建设，指导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不断地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来提升风险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已有银行机构正跳出“单打独斗”的风控模式，通过与智能风控企业合作，引入AI大模型风控技术，构建更立体的防控体系。

这类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AI模型对交易背后的真实意图、行为逻辑进行研判，在识别涉诈风险交易的同时，降低对普通民众正常交易的误伤概率。

周筱赟律师的遭遇最终以“未取到款”告终。而杨医生夫妇被停用二十多天的手机号码，在向媒体反映情况后，收到了运营商发来的线上快速核验途径，终于恢复了正常使用。

银行柜台前那场半小时的拉锯战，最终空手而归的结局，提醒我们：反诈的网，应当精准撒向犯罪分子，而不应轻易困住普通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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